当前,国内经济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贾康说。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这五项,其中科技和制度改革能带来最大红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方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新思维。虽然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新动力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大会发言时表示。
  贾康说,首先从理论上说,需求是原生动力,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供给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全球化时代,美国苹果电子产品创新,可以在中国引起购买热潮;因为对国内产品供应鱼龙混杂、质量难保的预期,中国旅客会到日本大量购买“马桶盖”。分析这些现象,必须从结构化的角度来分析总量问题,不仅要研究需求侧原称为动力机制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还要从供给侧响应机制分析结构优化问题,才能完备认知和把握整个经济增加动力体系。要通过“政策供应”引导结构优化,通过“制度供应”激发潜力释放。
  贾康认为,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和具体国情看,应注意在供给侧对“三农”、区域协调、环保、社保、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以制度供应改革来解放出产力,形成可持续发展后劲。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得失的基础上,以问题导向,形成了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不是贴标签式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以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供给管理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在坚持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追赶—赶超。其核心内涵,是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贾康指出,面临日益凸显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必须依赖供给侧改革打造新动力体系。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及天然资本、本钱、科技和制度5大概素中的前3项,支撑力正在衰减。为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多依赖后两大概素——科技和制度,这就是要提高全要素出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在改革中排除供应抑制、放松供应束缚,具体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应,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同一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推进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以教育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以科研规律释放科技创新潜力,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活力,承受阵痛让市场淘汰掉队、过剩产能等。
  “做好以上这些,中国就不仅可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撑持之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上风’,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贾康表示。

“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视角看,需求是人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贾康指出,其间,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全国政协委员 贾康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这五项,其中科技和制度改革能带…

在贾康看来,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新概念,而是实现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

一方面,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文明的提升过程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

在贾康看来,中国已步入“新常态”,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这就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的现代化转轨升级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地认识供给侧结构改革,其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地解放生产力的一种长期行为。

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找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中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创新。

“要从现代化转轨升级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认识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这五项。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能量来源。

2011年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然而,近年来,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环境资源约束日益明显,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五大要素的前三项都出现了它的支撑力明显滑坡的问题。”贾康表示,“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以科技提供第一生产力和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

所以,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迈入“十三五”的新征程,中国经济将在“供给侧”寻找增长新动力。“当前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二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但我不这么认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全国政协委员 贾康

“供给侧改革也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体系并实现追赶、赶超的发展。”

“以科技提供第一生产力,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

当前,有两个现象值得思考:一是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每一代产品创新,都可以在中国很快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二是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出手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等家庭升级换代产品。毫无疑问,依靠新供给引领新需求,已成为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在哪里?在贾康看来,从供给侧的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和管理这五大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实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们对于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但其后却要转向衰竭。

“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的意义与作用,也不是简单套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否定需求侧的作用,也不是搞‘新计划经济’”

采访中,贾康用“两个不是”对供给侧的内涵进行了廓清。针对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关系,贾康说:“这是经济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做法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以抽紧或者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者抑制来实施反周期操作,但在理论和经验总结上却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

在贾康看来,这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核心问题,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为此,他建议:合理地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加快形成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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